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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來源“道中華”公眾號文章《蔣志龍：“古滇國”考古重大發現揭開了什么秘密？》，點擊標題或圖片即可閱讀。
自《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述以來，古滇國就一直以神秘王國的方式存在。直到1956年金質“滇王之印”出土，以及此后的一系列發現，進一步證實古滇國與西漢時期中央政權有著密切聯系。
9月28日上午，在國家文物局舉行的“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發布會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布了河泊所遺址最新考古成果，為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增添了重要實證。中國民族報“道中華”對考古領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進行了專訪。
記者：這次考古發掘有哪些新發現？
蔣志龍：河泊所遺址前后發掘了七個地點，發掘面積7000余平方米，這個地方既是古滇國的都邑，其東部就可能是西漢益州郡郡治。這次考古發現非常豐富，就漢代文化遺物而言，大家關注最多的是封泥和簡牘，此外還有大型建筑基址和寬闊道路等。
早在2019年，這里就發現了“滇國相印”封泥，目前封泥共發現500余枚，主要包括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官印封泥包括“益州太守章”，以及益州郡下轄24縣中的18縣長官封泥。私印封泥有“宋虞之印”“君馮私印”等。
大量簡牘出土是中國南方繼“里耶秦簡”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發現，字跡清晰明顯的簡牘殘片有200余片，字跡不明顯的簡牘殘片有千余片。目前僅清理了一小部分簡牘，已辨識出“滇池以亭行” “罪當死”“建伶長”“始元四年” （公元前83年）等文字。
記者：這些文化遺物的發現有著怎樣的學術價值？
蔣志龍：古滇國是從戰國延續至漢代的地方政權，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漢武帝開拓西南，滇王降附，漢朝在此設置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但由于史料缺乏，這個神秘王國一度距離我們很遠。
1956年“滇王之印”的出土轟動了考古界。在國家文物部門支持下，云南關于古滇國及其滇文化的考古工作持續開展。2019年“滇國相印”封泥的發現，表明漢武帝在設立益州郡、賜滇王印的同時，也設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體系。
本次發掘的大型建筑基址、寬達12米的道路、長達48厘米的筒瓦和鋪地磚等，為尋找西漢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線索，表明益州郡郡治就在發掘現場附近。而大量簡牘與數百枚封泥相互印證，是反映西漢益州郡行政司法制度的物證，也是中央行使治權的證據，證明西漢中期中央政府對云南進行了有效的管轄，這也是云南跨入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實證。
西漢設置益州郡示意圖。（翻拍自云南省博物館滇文化分布示意圖，齊子通 攝影）
記者：這次在河泊所遺址的考古發現，與此前該地區的文化發掘有什么聯系？
蔣志龍：云南與中國其他地區很早就存在經濟文化往來，特別是滇蜀地域相鄰，很早已有民族遷徙與貿易往來，古滇國的青銅文化就是在本地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基礎上吸收外來技術而發展起來的。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石寨山墓地發現“滇王之印”，文獻史料與出土文物實現雙重互證，石寨山文化由此被世人所知。石寨山墓地是滇王及其親屬的墓地，而本次所關注的河泊所遺址距離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大概只有700米左右。早在2019年，河泊所遺址已經入選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這里還發現了早于石寨山文化的重要遺存。
可以這么說，通過對河泊所遺址的考古發掘，我們發現了從新石器晚期經商周至秦漢的完整過程，建立了這一地區的文化序列，弄清了它們之間的文化關系。這次考古發現是從多元到一體過程中云貴高原的關鍵節點，是從西南夷到漢朝益州郡的考古實證。
河泊所遺址
河泊所遺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是昆明古滇文化的“最老代言人”。河泊所遺址于1958年被發現，2008至2010年中美聯合考古調查再次認定，2014年開始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蔣志龍帶隊對該片區進行調查發掘。已探明的河泊所遺址分布總面積約400萬平方米，核心范圍約100萬平方米，其主要年代為戰國至漢代。2019年10月7日，河泊所遺址入選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受訪者簡介：
蔣志龍，四川安岳人，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畢業，獲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F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從事考古發掘與研究。曾主持完成了會澤水城墓地、昆明西園貝丘遺址、晉寧小平山貝丘遺址、景谷南北渡遺址等發掘以及晉寧石寨山第五次發掘、澄江金蓮山古墓群第二次發掘工作。已發表報告、論文60余篇，其代表作有《釜形斝研究》《再論石寨山文化》《滇國探秘》《云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第五次發掘報告》《云南晉寧石寨山M71出土的疊鼓形貯貝器》《云南晉寧縣小平山遺址試掘簡報》等。
資料來源：民族畫報
黔網文（2018）
4500-013號
